來源：新華網 責任編輯：于海洋 發布：2024-09-24 13:02:45
“看了這些文明之光、藝術之光，我們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9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時指出。他希望文物工作者賡續“莫高精神”，潛心為國護寶，為傳承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中華文化影響力作出更大貢獻。
5年前的初秋，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敦煌莫高窟考察，并在敦煌研究院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總書記勉勵敦煌文物工作者，努力把研究院建設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和敦煌學研究的高地。
文化關乎國本、國運。80年前，敦煌研究院前身“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結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無人管理、任憑損毀、屢遭破壞偷盜的歷史。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大力支持敦煌文化的保護傳承工作。敦煌研究院也逐步成為管理莫高窟、麥積山石窟等6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窟航母”。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新征程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我們提供著源源不斷的精神力量。
石窟保護：從“流沙地”到“先行者”
走進敦煌石窟監測中心，打開甘肅省石窟寺監測預警平臺，敦煌莫高窟等6座石窟的旅游開放狀況、文物保護現狀、洞窟本體及微環境監測等內容盡收眼底，相關動態實時更新。
最遠的慶陽北石窟寺，距離莫高窟超過1500公里。為了更好掌握風對洞窟的影響，莫高窟風蝕氣象站可提供離地面10厘米至200厘米共五個高度的風速，數據之細令人驚嘆。
這是2023年4月25日拍攝的莫高窟窟區（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陳斌 攝
敦煌石窟監測中心主任王小偉介紹，“風險監測—綜合預報—提前預警—及時處理”的遺產保護管理工作模式，旨在最大限度地減少各種風險因素對遺產造成的危害，實現變化可監測、風險可預報、險情可預控、保護可提前。
在石窟寺得到精細管理的當下，回首80年前敦煌文物保護事業初創之時，更能感受滄桑巨變、體悟前輩艱辛。
2024年6月7日，在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游客參觀莫高窟復制洞窟第276窟壁畫。新華社記者 郎兵兵 攝
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在大漠中成立。那時，莫高窟已荒廢近400年。流沙從崖壁頂部傾瀉而下，上百個洞窟被掩埋。壁畫大塊跌落，砸爛在地上。
首任所長常書鴻那時還不滿40歲，曾是留法9年的藝術家、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的教授。既絢爛又凋敝的敦煌石窟，令他情牽不已、奔赴至此。在他的全力招募下，一批批有識之士告別優渥生活，投身大漠。
1956年，常書鴻在進行文物研究工作。新華社記者 劉慶瑞 攝
破廟當辦公室，馬廄做宿舍。這些手握畫筆的年輕人，幾乎用雙手清除了300多個洞窟內堆積數百年的積沙，修建了千余米長的圍墻，敦煌文物保護就此起航。
唯有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自心底的深情，才能解釋這場逆行。
已年過九旬的李云鶴，是莫高窟第一位專職修復師。回顧初見敦煌時壁畫如雪花般掉落的場景，他說：“面對千年前繪制的壁畫，不禁感嘆古人的才華。但當看到壁畫、彩塑損毀嚴重，我心如刀絞。菩薩缺鼻子、少嘴唇就不美了。”
我國文化遺產領域首個多場耦合環境模擬實驗室2020年底投運，可模擬零下30攝氏度到60攝氏度、10%至90%相對濕度的環境，助力實施更有針對性的保護措施；截至2023年底已完成295個洞窟的數字化采集，“數字敦煌·開放素材庫”等平臺進一步拉近敦煌與大眾的距離……
拼版照片：上圖為1957年10月，工作人員在莫高窟196窟內處理墜落的窟頂壁畫（資料照片，敦煌研究院供圖）；下圖為2022年5月16日，在莫高窟第231窟，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技術服務中心工作人員楊金禮在修復出現病害的壁畫（新華社記者杜哲宇攝）。新華社發
從搶救性保護到預防性保護，敦煌研究院以80載奮斗逐步成為我國文物保護的先行者，壁畫、土遺址保護等領域的理念技術達到全球領先水平。這些從敦煌走出的技術，已應用在500余項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工程中。
學術發展：從篳路藍縷到一馬當先
今年8月，匯集全球范圍內敦煌學研究成果與相關一手資料的敦煌學研究文獻庫上線。
這一涵蓋敦煌研究院館藏手稿、敦煌歷史影像資料、近現代以來國內外學者敦煌學研究成果等內容的數據庫，為全球學者開展系統性研究提供有力的學術支撐。
如今，敦煌研究院這處全球最大的敦煌學研究實體，正以開放姿態推動敦煌學在世界范圍內“共興”。此前建成的“數字敦煌”資源庫和敦煌遺書數據庫，已實現部分洞窟及藏經洞文獻的共享。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數字化復原項目正在加緊進行，助力敦煌數字資源全球共享。”敦煌研究院黨委書記趙聲良說。
2023年4月25日，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保護團隊圖像處理人員年海麗在拼接壁畫圖像。新華社記者 陳斌 攝
以敦煌石窟、藏經洞出土文物等為研究對象的敦煌學發軔于20世紀初。因大部分文物流失海外，敦煌成為“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到20世紀80年代，“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說法刺痛著中國學者的心。
“守著莫高窟的人首先要有所作為。靜下心來，埋頭苦干，讓成果說話。”段文杰等一批敦煌學者不甘落后、奮起直追。為臨摹一幅唐代壁畫，段文杰翻閱100多種資料、摘錄2000多張卡片，所寫敦煌服飾的學術專著豐富了我國古代服飾研究。
1955年7月20日，段文杰在莫高窟130窟甬道臨摹壁畫。新華社發（敦煌研究院供圖）
隨著《敦煌研究文集》《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等一批學術成果的集中涌現，“敦煌學在國外”的局面被扭轉。
進入21世紀，敦煌學研究不斷發展，在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敦煌遺書研究、敦煌歷史文獻研究、古代少數民族研究等領域取得豐碩成果。
如總規模100卷的《敦煌石窟全集》，旨在形成敦煌石窟最全面的資料、最科學的檔案。2011年出版的第一卷，成為我國第一份正規的石窟寺考古報告。今年初，歷時10余年編寫、30多萬字的第二卷出版。
這是2022年4月19日在敦煌研究院辦公室拍攝的《敦煌石窟全集》。新華社記者 陳斌 攝
不僅大量基礎研究得到夯實、前沿問題實現突破，敦煌研究院還經常組織國際學術會議，積極引領世界多國的學術機構共同開展敦煌學研究。
9月21日至22日，在“創新與發展：敦煌學研究的新使命”學術研討會上，來自中國、美國、日本、巴基斯坦等9個國家和地區的百余名專家共話敦煌學進展。帶著新論文，日本筑波大學藝術學系教授八木春生再次來到敦煌。“現在相關研究書籍、影像等資料很豐富，但只有來到敦煌，才感覺回到敦煌學的‘家’。”他說。
從昔日的嘆息，到如今國內敦煌學研究一馬當先，在一代代敦煌學者的不懈努力下，有“國際顯學”之稱的敦煌學活力持續迸發。
交流互鑒：在“引進來”“走出去”中實現美美與共
敦煌自古就是多元文明交匯的路口。漢、匈奴、鮮卑、回鶻等多民族在這里生活，佛教、道教等多種宗教在這里并存。
帶著這樣的多元基因，自20世紀50年代起，敦煌就開始了國際交流合作，引進外國專家，并在海外舉辦敦煌展覽。其中，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的合作持續30多年，成為我國文物工作國際合作的典范。雙方積極合作、共同研究，不僅使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得到很好保護，還推動了行業標準《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的出臺。
2024年7月22日，游客在敦煌體驗“尋境敦煌——數字敦煌沉浸展”后，在虛擬演播廳拍攝一段真人與洞窟虛擬場景交互的視頻。新華社記者 郎兵兵 攝
“敦煌研究院的發展歷程，尤其是改革開放后的快速進步，離不開我們秉持開放態度積極開展國際合作。通過吸收先進經驗，我們的研究保護水平很快接軌國際。”敦煌研究院院長蘇伯民說。
近年來，敦煌研究院進一步加快“走出去”步伐，專家多次前往伊朗等國，開展絲綢之路古遺址的調研和交流。“從巴米揚到敦煌”“阿旃陀與敦煌”“從波斯波利斯到敦煌”“從撒馬爾罕到敦煌”等系列研究班，持續探究敦煌與絲綢之路的聯系。相關工作不僅增進了國內外學者的交流互動，更讓不同文明的研究遙相呼應、相互促進。
2024年6月7日，前來甘肅調研考察的駐華外交官在敦煌莫高窟九層樓前留影。新華社記者 陳斌 攝
一個多月前，在甘肅敦煌舉行的“2024·石窟寺保護國際論壇”上，敦煌研究院與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斯里蘭卡、柬埔寨等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相關文博機構簽署備忘錄。
“中國的儀器分析技術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斯里蘭卡在壁畫傳統技藝方面也有很多經驗，希望雙方能實現更多合作交流。”來自斯里蘭卡的考古學家賈納尼·納馬爾·塞內維拉特內說。
一批來自阿富汗的考古領域官員學者也來到敦煌調研。已兩次訪問敦煌的阿富汗國家博物館古幣館館長馬耶爾·阿卡·卡瑞米說，中國的文物保護技術特別是數字技術令他受益匪淺，希望在中國的幫助下建立阿富汗自己的文物數字化系統，也期待合作開展人才培養。
2024年9月4日，游客在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觀看球幕電影《夢幻佛宮》。新華社記者 陳斌 攝
廣泛而深入的國際合作，不僅促進敦煌文物事業快速發展，更喚起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人們對人類文明成果的共同熱愛，有力推動了文明對話和民心相通。
“保護各國燦爛文化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觀。”蘇伯民說，敦煌研究院將依托在壁畫彩塑保護、巖體加固、夯土建筑保護等方面的技術優勢，繼續深化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合作，保護人類共同的文化記憶。
文字記者：宋常青、張欽、張玉潔、何問
視頻記者：郭剛、多蕾、張睿
海報設計：趙丹陽
統籌：劉梓桐、賈真、劉欣、黃小希、王文源
